朱维铮 | 在中世纪晚期的《三国演义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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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８．０４．０４｜Ｎｏ．１９９

讲史小说岂是信史？

借用“讲史”形式创作小说，在元明间进入繁荣时期。那个时期产生的作品，倘论对后世的影响，莫过于罗贯中编著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和可能也经罗贯中改编过的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。

直到本世纪，民间仍然流传着“老不看《三国》，少不看《水浒》”的说法。那意思大概是，少年人血气方刚，读了《水浒》容易激发叛逆精神，老年人饱经世故，读《三国》后会流入阴鸷狡诈一路。

明末《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》

其实也不一定。鲁迅的小说《风波》，便描写了一个年纪虽老，却因读《三国演义》入了迷而变得迂腐可笑的人物：

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，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；因为有学问，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。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《三国志》，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；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，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。革命以后，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，像道士一般；常常叹息说，倘若赵子龙在世，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。

不过，在作为中世纪表征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以后，由于勉强识字而会读《三国演义》的乡村酒店老板，竟然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“学问家”，从这里便可想见，这部讲史小说的影响，怎样地渗入了社会的底层。

“讲史”成为小说一体，大约起于北宋末（依郑振铎说，见郑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），即十二世纪初期或略早。它和一般小说的区别，也如鲁迅所说，“讲史之体，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，小说之体，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

没有虚构便成不了小说。但讲史小说的特点，却在于寓虚构于叙史之中，外真内假，以假乱真。作者也虽熟悉历史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，便显示他对汉晋之际的那段政权分合史，不仅材料熟，而且有见解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便更易熔铸剪裁，推演粉饰，写得似历史而实为小说。人们常以为讲史小说和历史著作，主要是雅俗有别。是这样吗？不然。史书本来就有雅俗之分，通俗的就是历史普及读物。既称历史，则无论雅俗，第一大忌就是陈述存在主观虚构，即使细节也要力求符合历史真实。而这一大忌，恰好是小说家不能拘泥的。因为在他那里，历史不过是创作的素材，艺术加工的原料，借以抒发现实的感情、理想和追求的寄托。分明是小说，却硬说自己旨在“真实地再现历史”，只能使人感到好似纪晓岚说鬼一样。

举例说吧，赤壁之战，属于《三国演义》最好的章回之一。从战云密布到火烧曹营，三方出场人物数十名，多半性格分明。诸如周瑜智高器小，曹操自负多疑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鲁肃长厚可欺，以及黄盖甘行苦肉计，蒋干误中反间计等，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并被后人改编成多出好戏。可是，人有其人，具体情节合乎历史实际吗？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也写了这场战役，也是综合陈寿原书、裴松之注和各种矛盾记录以后改编的，在历史著作中也素称名篇。假定还对罗贯中的描写信以为真的话，何妨将两书对照一下呢？

然而，在中世纪，讲史小说，却常使读者误看作信史，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。那原因，固然在于罗贯中是位颇有学问的小说家，寓假于真的技巧相当圆熟，（明万历间谢肇淛《五杂俎》，曾评《三国演义》“事太实则近腐，可以悦里巷小儿，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”。此论不确，明清士大夫看《三国》的很不少。清嘉庆初章学诚作《丙辰札记》，于其他演义书均有恕辞，独斥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分实事，三分虚构，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”。他对此书实事比例高估了。但于此可反证罗贯中的写作技巧。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太贫乏的缘故。

中世纪的历史著作，正如宋神宗赐给司马光那部巨著的名称所显示的，目的在于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子。历史能不能作为“资治”的明鉴，那是另一问题。但怀着替君主和政府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目的，本来不准备给平民看，而平民也得不到，得到也不爱看。即使在统治者中间，即使像《资治通鉴》那样翔实生动的好书，也常因为缺乏历史素养，或者害怕卷帙浩繁，没有几个人愿读。司马光曾经悲哀地说，他花了十九年才写成的这部书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朝臣读毕一遍，别的人都是没翻几卷，“辄欠伸思睡矣”。那么，这类史著能广为普及吗？

南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，曾尝试把《通鉴》改编成普及本，就是篇幅只及原书五分之一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。可惜他动机不纯，企图把改编本变成第二部《春秋》，使自己变成孔子第二。因此，他的主要心思，都用在什么书法呀义例呀上面，追求所谓一字褒贬，体现理学的“微言大义”。他自己又不动手，拟了个凡例，叫弟子去改编，结果简是简了，比起《通鉴》来，“诛心”式的说教大增，唯独少了历史。他死后，地位被统治者捧得甚至比孔子高，《纲目》也被清帝加上“御批”，作为比《春秋》还重要的经典迫使全国学生诵读，可谓满足遗愿。效果呢？也有一点，就是他以蜀汉作为三国“正统”的观点，看来影响罗贯中、毛宗岗（清代流行的金圣叹批《三国演义》，据考证实为毛宗岗赝作）。至于他本人的《纲目》，已经无人记得了。

其实，一般人还是关心历史的。既然学者的著作太难读，《纲目》之类说教又太可怕，那么在印刷术逐渐普及以后，以“讲史”为名的通俗小说应运而生，便是自然的。

讲史小说受到欢迎，还因为它能适合各阶层的要求。讲史起源于“讲”。中世纪的帝王贵族，大多忙于淫乐，懒于读书，虽也关心修史，但最关心的还是历史家如何写自己，如何替自己遮丑溢美，将恶行说成善举。至于前代兴亡，昔人长短，他们也关心，除却少数人，多半宁愿“耳食”，还要带趣味性。所谓讲史，在两宋首都盛行，同宫廷娱乐有关系，（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，已记北宋有“说三分”、“五代史”的专门艺人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二十，还记有南宋“王六大夫，元系御前供话”，“讲诸史俱通”。可知那时有专门在宫廷中讲史的艺人。）以后逐渐普及到民间。至于民间欢迎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文化低，听故事便是主要的知识来源。

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戏台砖雕

《三国演义》经过罗贯中重新改编，较诸元宋间流行的《三国志评话》，生色不少，但仍保留说话人语气，因而讲读均宜，雅俗同赏。他大约是位落魄才人（参看前揭郑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所引贾仲名《续录鬼簿》及分析），改编此书，既抒才情，兼以见志。

说到志，总的看来，这部书未必高明。帝蜀贬魏，没有跳出朱熹的窠臼；护礼诛心，仍然恪守道学的规范。但作者饱经世故，洞悉人情，所以表忠义虽多败笔，写奸邪却颇为生动。尤其倾心于出身微贱的乱世英雄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，都是他用力最多的人物。全书写诸葛亮、关羽和曹操最多，唯有关羽可算成功，竟成“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”的化身，那秘密就在于有关他的情节多半虚构，创作时不受史料拘束而纵放作者感情的缘故。

作者大约没有想到，这部讲史小说，在他身后居然家喻户晓，更其是他笔下的那群人物。其普及程度之高，远胜过朱熹集注的《四书》。所以如此，当然得力于小说本身，但也得力于戏剧家再创造的舞台形象，红脸的关公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，摇羽扇的诸葛亮，都成了人们一看便知的人物。这部书和这些戏，在清代甚为流行。流行的原因，或说是艺术性，或归诸人民性，固然都有道理，却未必符合历史实际。

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

底蕴何在呢？在于清初皇帝都是“《三国》迷”，也在于满洲统治者对关羽的虔诚崇拜。

原在东北生活的满人，文化本来很落后，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本族文字。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努尔哈赤才下令创制满文。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皇太极才设置文馆，主管“译典籍”，记注政史。后金政府这第一个文职部门，奉命翻译成满文的第一批汉文典籍，仅十多种，其中便赫然列有罗贯中本《三国演义》。

由后金天聪四年（1630）译到清朝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前后费时十九年，满文《三国演义》的译事才告竣。清朝政府，在摄政王多尔衮主持下，于顺治七年正月为这部满文译本举行了隆重的“颁行”仪式，主持翻译的大学士范文程等，“蒙赏鞍马银币有差”（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顺治元年正月）。那以前译成的几种书，包括《明会典》、《孟子》等，没有一部受到如此崇敬。

清初君主大臣重视《三国演义》，着眼点当然并非因为它是一部有趣的小说。不是的。主持译事的范文程，原是沈阳的秀才，清初隶籍汉军镶黄旗。他从努尔哈赤建国初便充当谋臣，尤得皇太极信用，任文馆领袖，后文馆改为内三院，又任内秘书院大学士。凡清初制度，灭明战略，无不参与谋划。据说皇太极对他宠信到一日数度召见，称章京而不名，每事必问“范章京知否”、“待范章京病已裁决”的地步（参见《清史稿·范文程传》）。他们的关系，很像《三国》描写的刘备之倚重诸葛亮。而当时的国内战争态势，明朝、农民军和后金三方角逐，也颇似《三国》描绘的场景。由于目睹满洲统治者文化低，囿于族群畛域，于汉族逐鹿方式及心态手段均欠了解，因此他选择《三国演义》作为后金贵族的启蒙教科书，似乎不难理解。

这固然是推断，因为范文程没有留下文集奏议之类，但不乏反证。多尔衮对《三国》是感兴趣的。他在皇太极死后，拥立年幼的福临，随即由两辅政之一，自封为摄政王，大权独揽，却终身不做皇帝，这里难道没有阴效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故伎的影子吗？范文程在清军入关初，以本人名义起草露布，向百姓宣称“义兵之来，为尔等复君父仇，非杀尔百姓，今所诛者惟闯贼”（参见《碑传集》卷四顺治元年四月范文程露布），那策略和语气难道不与诸葛亮出师以讨伐司马氏为名惟妙惟肖吗？直到雍正初，这时满洲的汉化程度已很深了，但《三国演义》仍被贵族们奉作政治教科书。雍正得以即位，统帅宫廷禁卫军的“舅舅隆科多”出了大力。但雍正五年（1727）十月，在两年前已因年羹尧案受株连而罢了官的隆科多，被雍正下令公审，王大臣会议审出他该当死罪的所谓罪证，首列“大不敬之罪五”，第二款便是“妄拟诸葛亮，奏称‘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死期已至之时’”（参见蒋良骐《东华录》，雍正五年十月）。隆科多原奏已不可见，寻绎这里引文口气，大概是说康熙死后他宣读“遗诏”，命雍正继统，好比先主遗诏诸葛亮辅后主，但雍正不是阿斗，所以自己不敢自比诸葛亮云。自比诸葛亮，当然属于比拟不伦，但由此可知在雍正初总理朝政的这位满洲大贵族，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的认识，其实都从读《三国演义》得来。这不是个别贵族的见识。据说，雍正间有个礼部满侍郎札某，上奏保举人才，引用《三国演义》诸葛亮不识马谡的故事，引起雍正大怒，斥其“不当以小说入奏”，被打四十大板，荷枷示众（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三“引小说入奏”则）。可见，那时在满洲贵族大臣中间，把《三国》当作政治教科书的风气，依然很盛。

《历代帝王真像》中的雍正

在清朝前期，《三国演义》不但是满人的政治教科书，还是军事教科书。“国初，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，类多得力于此。”（陈康祺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十“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《三国演义》”则）直到嘉庆间，有个以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事著名的满洲大将海兰察，对帐下一名满洲将军额勒登保的骁勇很欣赏，指授说：“尔将材可造，须略识古兵法！”他郑重授与额勒登保的“古兵法”，便是满文《三国演义》（参见前揭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十）。可是，把《三国演义》当作兵法书，岂止满人？岂止清朝前期？太平天国起义以后，湘军将领左宗棠、刘蓉，都被人比作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，即使起义军也将他们称作“赛诸葛”。两人都得意非凡，刘蓉在同治六年（1867）答左宗棠书，大谈诸葛亮的遭遇还没有今日不幸，“蒙以武侯一席相让，所不敢当，谨以璧还”（参见刘蓉《养晦堂文集》卷七“与左季高制军”）。可见汉族将领同样把《三国演义》读得滚瓜烂熟，自觉在模拟小说人物。

荒谬的关羽崇拜

清初统治者成为“《三国》迷”，还有宗教原因，那就是对关羽的离奇崇拜。

历史上的关羽，忠勇有余，却刚愎自用，终于因轻敌而丢失荆州，被东吴大将吕蒙追杀。当关羽处境危急，诸葛亮的援军却迟迟不至，引起后人纷纷议论。章太炎在清末甚至推论，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没法控制关羽，所以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，宁愿丢失荆州，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（参见拙编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卷，页262—263）。此说自然不足据，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意见，说是责任在于刘备（参见拙编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卷，页608—611）。但可以从中看到，关羽在蜀汉是勋旧，却骄横得可以。

岂知在罗贯中笔下，关羽即关云长，却忠义兼备，智勇双全。在毛宗岗改订的一百二十回本中，从出场桃园三结义起，到“玉泉山关公显圣，洛阳城曹操感神”为止，前七十七回，关羽始终是引人注目的主角。你看，温酒斩华雄，三英战吕布，千里走单骑，五关斩六将，义释曹操，义释黄忠，单刀赴会，水淹七军，直到刮骨疗毒，败走麦城，最后被东吴献头曹操，还吓得曹操生了“脑癌”，因曹害怕开刀而不治身死。三国鼎立，本与曹操相始终。他死后，魏、蜀、吴三国，便相继被司马氏或篡或灭。而曹操的命运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却与关羽存亡联系在一起，关存曹存，关亡曹亡。这样一个人杰鬼雄，在中世纪倘不被人们看作天神，那才是奇怪的事。

于是关羽便成了天神。清朝乾嘉间的史学家赵翼，考证过关羽死后由人变神的过程，吃惊地发现关羽在宋以前都没有受过特殊祭祀，为他立庙是在南宋，而大显灵威是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；到明朝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即过了二百年，又被敕封为“三界伏魔大帝，神威远镇天尊，关圣帝君”（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五“关壮缪”则），成萨满教巫术传统的堂子三天神之一，这除了说明他们也把《三国演义》当作宗教经典以外，没有别的解释。

明代宫廷绘画《关羽擒将图》轴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

相传满洲崇拜关羽，起源于努尔哈赤时期，他向明朝请神像，被赐的画像中有“伏魔大帝”关羽像（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二“跳神二”则）。这位关圣帝君可能由于成了神的缘故，再也没有当年挂印封金的义气，出了关便崇满媚外，专门显灵护佑后金。因而清初君主贵族对他越发敬仰，称之为“关玛法”，即满语的“关祖”。日常供于坤宁宫，与佛祖菩萨每天早晨享祭，所谓“朝祭神”（参见孟森《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》），遇有大典便移入堂子，在享受血祭的同时，细听满洲帝王大臣的祈祷。他也特爱管事，大至征讨汉族叛逆，小至代替满清选才，都要插一手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川楚白莲教起义军进逼荆州，守城清军急需大炮，关羽便立即托梦给清将，在地下掘出了大炮和弹丸。时任湖广总督的毕沅，赶紧将这灵异上报皇帝。嘉庆感激之至，下诏命名为“神赐大炮”（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十五“关圣显灵”则；前揭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十“汉寿亭侯显灵”则）。毕沅是乾嘉间的文坛领袖，《续资治通鉴》的主编，连他也相信关羽显圣，别人还有什么话说？

除了在堂子祕祀，清朝还遍立关羽庙，称作“武庙”，与祭祀孔夫子的“文庙”对称。但关羽非但号“圣”，而且称“帝”，地位赛过孔子，而且香火也远胜于孔子。清沿明制，规定每年夏历五月十三是关帝生日，至期必有盛大的祭祀（参见孙承泽《天府广记》卷九“庙祀”，震钧《天咫偶闻》卷六“外城东”等则）。而孔子的生日，却没人关心。乾隆间有个儒生，上疏请求照“武圣”例，给孔子也定个“圣诞节”，而乾隆却大怒不准。既然皇帝也冷落“文圣”，那么有些官迷心窍的儒生，怎么不会弃文拜武呢？于是有些人参加乡试或会试，便事先赴关圣帝君庙祈祷求签。说来也怪，虽然关羽不过是一介武夫，粗通文墨而已，却似乎不满足于“武圣”地位，凡举子求他保佑的，多能如愿以偿，得中进士乃至中状元，甚而有人蒙他预示本科八股试题。这类灵应，在清人笔记中是津津乐道的（例如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十三“求签”则便记有这类传闻），然而无人记载因拜孔子而缀巍科。或许是由于子路已被剁成肉酱，孔子惧怕关公那柄莫须有的青龙偃月刀，而对关公的侵权行为忍气吞声的缘故吧？

由清宫到民间的“三国戏”

不过，对于普及《三国演义》故事有功的，还有“三国戏”。在元明两代，杂剧和弋阳腔的剧目，已有许多题材取自《三国》故事。清朝列帝大都是戏迷，从顺治起，在宫廷中便频繁举行戏剧演出，不仅搭建豪华的舞台，而且备有御用的戏班。康熙为了网罗出色的演员，甚至密诏江南织造搜捕名优（参见清康熙末杨士凝《芙航诗襭》卷十一“捉伶人”）。清朝政府本已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戏班，即礼部教坊司，但康熙还嫌不便，又命总管皇族事务的内务府设置南府，培训和管理御用戏班。乾隆时，南府已辖戏曲学校五所，加上景山“三学”，培训的皇家戏班学员，总数已达一千四五百名，超出明朝万历间御用戏班人数一倍以上（参看张庚、郭汉城主编《中国戏曲通史》下册）。如此庞大的皇家戏班，在那时全世界没有第二例。他们排演的主要剧目中间，“三国戏”便占很大比重，而且专演给皇帝看的，主要是“新编历史剧”，其中包括乾隆命庄亲王据《三国演义》蜀汉故事改编的连台本戏《鼎峙春秋》（见昭梿《啸亭杂录》续录卷一“大戏节戏”则）。

清宫三国戏画《阳平关》

在中世纪，宫廷风尚，总是给民间风尚以极大影响。上个世纪初，由于林清领导的天理会起事，曾同清宫太监秘密串连，侵入皇宫，引起清朝统治者警惕，因此嘉庆下令在宫中罢演连台本戏，将“南府民籍学生”全部遣回原籍。但这一来，反而促使宫廷戏扩散到民间。例如嘉庆、道光间，以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为题材的二十五场《英雄志》，以赤壁之战为题材的二十八场《祭风台》，都成为“时尚楚曲”，受到两湖城市乡镇居民的欢迎，在道光后又传回北京，直接成为京剧的前身。

我们的文化史研究，往往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出发，过高地估计由统治者表彰的雅文化的影响，而过低地估计传播于民间的俗文化的影响。其实，雅文化与俗文化，同一切文化形态的差异一样，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。倘追根寻源，任何雅文化都来自于俗文化，但某种雅文化一旦形成，也一定会反过来影响俗文化。

中世纪晚期的城乡居民，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。除了本行本业的经验积累，他们的知识来源，主要靠耳食目治。因而，茶楼、酒馆、书场、戏院、寺观，以及邻里相聚的庭院树荫，都是古典的大众传播场所。《风波》描写的所谓“皇帝坐龙庭”的悲喜剧，信息中心是每天来往于城乡间的一位船工宅前土场，就是一例。巡回于城镇乡村演出的各种戏班，将皇帝也欣赏过的舞台形象展示在他们面前，可能造成如何深刻的印象，于农民反抗运动中间可见一斑。

相传明末农民军将领李定国，就是听了《三国》故事以后，决定效忠于南明永历皇帝，而同企图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孙可望决裂的。这传说是否属实，固然难说，但由荥阳大会上各路农民军首领的诨号，却可清楚看到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之类通俗小说的影响。清末的义和团，作何估计暂且不说，但团民崇拜的天神天将，无不来自小说戏剧，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。诸如设坛降神，宣称“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”，赵子龙、马孟起、黄汉升等皆来会师，而团主私室所供神像，首为关帝，还有赵子龙、周仓，都是众所周知的。清朝皇室最崇拜的关帝，竟变成被统治者同样崇拜的偶像。这中间显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渗透关系，还不清楚么？

“你能抵挡他么！”

说到义和团，“五四”时代《新青年》的作者们，差不多没有好话。尤其是鲁迅，终生都对义和团思想，抱着难以遏制的憎恶态度。他的憎恶，有一点是针对义和团盲目崇拜《三国演义》所谓忠义人物而发，是可以断言的。

《风波》中那个“三国迷”赵七爷，显然就是产生“扶清灭洋”谬见的社会基础。你看，他在辛亥革命六年多后，不仅常常叹息说“倘若赵子龙在世，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”，而且在他登门威胁被割辫子的七斤的时候，竟然胡诌说，“长毛时候，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。把清初的薙发令，说成太平天国的政策，用自己伪造的历史来吓唬“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”的普通平民，已够可恶了。当好心肠的八一嫂用“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”作理由来劝慰七斤一家后，他怒气冲冲地嚷道，“你可知道，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，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，他一支丈八蛇矛，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谁能抵挡他”。这番妙论，倘对着孙中山一派革命民主主义者去说，便只能译作“你有资本主义，我有《三国演义》”。真的，“你能抵挡他么！”

从中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，《三国演义》不算佳作，但在元明以后的讲史小说中可称上品。问题是在走出中世纪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，从文学作品的客观效应的角度来看，能不能作这样的评估呢？对照一下鲁迅的描写，也许会有别一种认识。

朱维铮《走出中世纪》（增订本）

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